树高千尺而不忘根是谁写的？

一、树高千尺而不忘根是谁写的？

这句话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范仲淹所写的因为范仲淹在他的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前人已经有过‘树不封顶，高歌猛进’之名句，我辈不应也借鉴学习。只有树高千尺，其叶落坚者，其根不可脱也。”这句话强调要不忘初心、保持本源，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范仲淹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诗人、政治家、文学家，他是中国著名的钦定进士及政治家，其名篇《岳阳楼记》和《武夷山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树高千尺而不忘根”这句话也被广泛地应用于人生道路和事业发展中，是一种追求深入本质、保持初心的人生态度和处世理念。

二、名茶变迁的历史是怎样的？

茶叶的饮用和食用大概经历了五次历史变迁

一煎，神农尝百草时遇毒，得茶解之，当时的茶是当药煎后服用茶汁的。《茶经》中也有＂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等症状，均可饮茶治之。

二煮，两汉之后，茶叶由药发展成了普通饮品。晋代郭濮的《尔雅注》中著＂可煮作羮饮＂。羮为茶粥。唐代后煮茶中加盐等类似奶茶和酥油茶。

三淹，将茶捣成茶末，撤上佐料后，再用沸水冲泡。唐宋时期一般用此法。

四泡，明代时才汲泉置鼐，一泡便啜。即取茶芽制作，不加其它，用沸水冲泡，开始了饮茶。

五烹，现代不仅饮用茶叶，还将茶叶烹调入馔，如龍井蝦仁，茶葉蛋等，使茶叶的饮用又有了新的变革。

名茶的历史发展是在茶叶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又依各自的特点得以延续。

如西湖龙井茶始产于宋代，明代的冲泡方式更适用于龙井，杯中芽叶直立，汤色清冽，幽香四溢，有了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四绝特点。

碧螺春茶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朝作为贡品。茶叶经过杀青、揉捻、搓团显毫、炒青后干茶条索紧结，白毫显，色泽碧，卷曲成螺。冲泡后杯中茶翻滚，清香袭人。

祁门红茶则另有渊源，由于清光绪年间绿茶销量不旺，祁门人考察制造红茶之法，并提高制作技术，用祁门茶叶制出香气独特的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条形细紧，色泽乌润，金毫显露，汤色红艳明亮，味道鲜醇酣厚，香气清鲜持久，似花、似果、似蜜，称为“祁门香”，喝后有回甘，叶㡳呈紫铜色，匀嫩。

祁门红茶还走出国门取得了1915年国际博览会的特等奖和金牌。

三、朱熹为什么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第一部分（朱熹）

理学自宋初肇始后，中经周敦颐、二程兄弟以及张载等人发挥、发展，到南宋中期，又造就了一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前人的学者，他就是朱熹。

朱熹知识渊博，造诣高深，形成了自己完整、精密而独特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理论，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的康熙皇帝称他“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年轻时兴趣很广泛，知识面很宽。

五岁即开始跟随父亲读书，十四岁时又遵父命师事于二程的信徒刘子翚、胡原仲、刘勉之。同时也大量阅读其他书籍，他自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三十岁时，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延平为师，专心于性命义理之学。他的私淑弟子魏了翁曾概括他的学习过程说：“朱文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论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子，退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

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外内，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视诸掌。”正是由于青少年时期的“强志博见”，才使得日后能够“贯精粗”，“合外内”，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第二部分（自然观方面理论）

他坚持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本论”，特别是程颐的理气说，同时又充分吸收了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太虚之气说、邵雍的先天说等。

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他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或根本，天、地、人、物都是因“天理”而存在，都是由最根本的“理”所产生、所该载。

朱熹又用“理”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这样就把周敦颐的思想纳入洛学的体系。

他认为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

在他看来，太极就是理。

在理、气关系上，朱熹认为理为根本，气则依附于理。

气为形而下，理为形而上。天下没有无理之气，也没有无气之理。然而，理也不能够脱离气而独立存在，“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熹在讲到宇宙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时，着意发挥“理一分殊”的思想，认为“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

之所以如此，他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唯一本原和共同本质，是多样性之所以统一的根据，他同时还认为由于统一的理又使万物表现为多样性。

为了更好地说明二者的关系，他借用了佛教的“月印山川”来解释：“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自全具一太极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第三部分（人性论方面）

人性论方面，朱熹比二程讲得更细致、更深刻。

二程只是提出“性即理”的命题，没有明确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继承并改造了张载、程颐等人的思想，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纳入自己的体系。

朱熹认为性是天理的体现，是形而上的本然状态；人禀气而生，是形而下的有形存在。人和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人是禀气而生的，万物也是由气而构成的。

据此，人与物一样。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人与物又有根本的不同，只有人才具备仁、义、礼、智、信，而物则没有。

人的这种本性就是天理，天理从来就不可能有不善的状态。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别的意义在于强调人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认识人自身，就是要克服人类的那些本然的劣根性，即要在气质之性上下功夫。

第四部分（“道心”与“人心”）

与前述相适应，朱熹又发展了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道心”与“人心”这两个概念。

本来二程也讲“道心”和“人心”，但二程把“人心”与“私欲”、“道心”与“天理”完全等同起来，“天理”和“私欲”是绝对对立的，因而“道心”和“人心”也是绝对对立的。

朱熹则不同意二程的看法，朱熹认为“道心”源于生命之正，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来的，所以是至善的；即使愚昧的小人，也具有天命之性，因而，不能无道心。

“人心”是从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即使上智的圣人，也是理气结合出来的，不能不具有气质之性，所以也不能没有人心。

可见，朱熹没有把“人心”与“人欲”完全等同起来，没有把“道心”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对“人欲”必须革尽，对“人心”则不能消灭，而只能使它听命于“道心”。

这样，朱熹在继承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解决了心与性情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五部分（修养论）

朱熹的修养论大体上是继承二程尤其是程颐的思想而又有所发展。

在持敬问题上，程颐把“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修养的两大纲目，朱熹进而发挥为持敬说和格物致知论，认为敬是为学修养的立脚点，是圣人第一之要法。

周敦颐也曾提出过“主静”的主张，认为“无欲故敬”，朱熹认为周敦颐的主静主张稍有偏失，要求过高，很难获得实践中的运用。

朱熹的居敬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功夫，居敬的目的在于“穷理”，而穷理又是“格物致知”的功夫。

第六部分（总结）

综上所述，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

其价值在于总结先前儒家学者的贡献，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

从元代开始，朱子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

朱子学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